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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漢城。

　　外城方圓二十餘裡，護城河闊二十餘丈，濠之内外皆種滿楊柳，粉牆朱戸禁人往來。

　　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望而生畏。

　　進得城來，毎百歩設戰棚置一指揮守衛、并密置暗哨，望之聳然。

　　城裡牙道，各種楡柳成陰。

　　城内外交通十分方便，城裡外河道交錯，水運繁忙。

　　街道繁榮，車水馬龍，百街千巷有數不清的店鋪，妓院、茶樓、香鋪、勾攔、藥房、靴店、馬行、酒肆、瓦市，可以說應有盡有，買賣興隆，生意旺盛，服務周到，還有很多這個時代沒有公共設施，像李衍特意交代建設的大型學堂、大型醫管，讓人耳目一新。

　　安東都護府更是氣宇非凡，金碧輝煌，樓台亭閣，飛龍畫風，金釘朱門，禁衛森嚴。

　　各個衙門官府都在近旁，坊院倉庫也雲集一起，十分便捷。

　　一路走來，不僅梁紅玉眼花缭亂，就連李衍都望而興歎——漢城的變化實在是太大了！

　　大都護府前，自聞煥章以下，數百文武百官皆來迎接李衍，觀其架勢，若不是李衍事先交代，他們可能會迎到仁川港接李衍！

　　李衍身後的梁紅玉，是第一次來漢城，也是第一次見到李衍手下的文武百官，因此不免有些好奇，進而偷偷打量這些人。

　　打量了一會，梁紅玉驚訝的發現，這些人眼中竟然全都是尊敬——發自内心的尊敬。

　　而他們尊敬的對象很明顯是李衍。

　　“官人怎麼這麼受他們尊敬？
”梁紅玉不解！

　　直到幾天後劉慧娘主動來找梁紅玉唠家常，梁紅玉才知道原因。

　　在安東都護府建立之初，李衍就廢除了包括兩稅在内的北宋所有稅制。

　　此時最大的兩稅，被李衍改成，每年隻交一次——從得到土地開始（包括官府分的，也包括自己開荒的），第一年隻交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乘以一成均産糧食，第二年交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乘以兩成均産糧食，從第三年開始，每年都交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乘以三成均産糧食。

　　與此同時，李衍提出了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産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輛購置稅、車船稅、印花稅、契稅、煙葉稅、關稅、船舶噸稅、固定資産投資方向調節稅等十九種稅，并且對這十九種稅制做了詳細的注解。

　　李衍所制定的稅制，對流轉額征稅、對所得額征稅、對資源征稅、對财産征稅、對行為征稅，極為靈活，又極為巧妙，就以印花稅為例，征稅範圍極為廣泛，人們還自覺上交，讓所有人都對李衍佩服的五體投地！

　　更别提，李衍弄出來的這套稅制，在大幅度削減農民和窮苦人的負擔的同時，稅收還比以前多出了一倍，而這還隻是目前發展之初階段收到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收上來的一定會更多。

　　而稅收的主要主體（商人富戶），也不覺得難以接受，并且也都在積極維護這套稅制。

　　為什麼？

　　因為李衍不同于以往的統治者，他大力鼓勵通商，并解除了幾千年以來加在商人身上的沉重枷鎖。

　　此前，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社會普遍存在四個階層，即士、農、工、商。

　　士大夫、官員、舉人、讀書人等士人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農民和地主，然後是手工業者、工匠，最後才是商人。

　　商人備受歧視。

　　歧視到什麼程度？

　　秦始皇“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意思是“崇尚農業，黜除工商，百姓由此富足”，然後又“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鹹陽”對豪富進行監視看管。

　　到了秦二世，更是荒唐：他将九類政治地位最低的人谪戍嶺南，其中四類人與商人緊密相關，即：本人是商人、曾經是商人、祖父母是商人，父母是商人。
也就是說，一旦曾經做過商人，三代子孫一律流放。

　　漢代之後到宋代之前，統治者對待商人的态度和套路，大多是同一路數，總是逃不出幾個詞彙：抑制、打擊、抹黑、羞辱。
其手法五花八門，有的實在是匪夷所思。
如晉代，法律這樣規定，做買賣的人，額頭要裹上白毛巾，并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白毛巾上，腳上穿的鞋子，必須得一腳穿白鞋，另一腳穿黑鞋。
前秦苻堅則下令商人不得穿金銀錦繡，違者砍頭。
北魏法律規定商人永世不得做官。
隋唐時代，也規定商人或商人的兒子不得參加科考。

　　（漢朝曾有過“捐官”一說，實際卻是“買官”。
但能買官的人，大多都是士族和那些耕讀人家，沒有商人的事。
）

　　宋朝稍微好些，商人受歧視的程度比之前低不少，不過也不是說全無歧視。

　　總之，此前商人備受歧視，也沒有任何保障，一旦國家缺錢，就開始用各種理由抄一波家。

　　而在李衍這裡，不僅出台了不少鼓勵通商的政策，還将對商人的歧視全都廢除了——隻要商人繳納政府規定的賦稅，他們就享有普通公民享有的權利。

　　李衍對商業的大力支持，直接導緻漢城變得空前的繁華，而且繁華正在快速向李衍的其它地盤發展。

　　另外，李衍正準備推出貨币改革和錢莊，進一步促進商業發展。

　　除了自己改革，李衍也允許别人改革。

　　李衍不像以往的掌權者，對于改革，要麼堅決反對，畏之如虎，要麼堅決支持，不計較後果，要麼今天支持明天不支持朝令夕改，更不和稀泥，而是極具創建性的提出了“實驗田制”——也就是，不論什麼改革，都先劃分出一塊改革區進行實驗，如果實驗成功，就大力推行，如果實驗失敗，就先總結失敗的原因，再群策群力尋找補救的措施，而一旦确認這項改革無法進行或是有無法彌補的巨大漏洞，則果斷放棄。

　　李衍提出的這個“實驗田制”為改革提出了最可行、也最保險的制度，讓那些改革派有發揮熱情的機會，也讓保守派可以掌控這些改革，以至于水泊梁山這個政權不會出現王安石和司馬光那樣的守變之争，宋朝吵了幾十年都沒能解決的難題，被李衍輕而易舉的就解決了。

　　總而言之，李衍出手雖少，但每一次出手，都能讓人看出來李衍的高明和無與倫比的智慧。

　　可李衍雖然天才橫溢，卻不攬權，該抓的抓，該放手的地方毫不拖泥帶水，并且極為敢用人，讓文武百官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能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

　　試問，這樣的李衍怎麼能不受他們尊敬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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