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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六年八月，趙佶以收複燕雲失地為由，頒布诏書，大赦天下。
趙佶在诏書中說：
禁暴者以不殺為武，本仁義以行師；域民者以博愛為公，兼威懷而示德……
趙佶之所以頒布這道诏書，是因為，鑒于目前宋、金、西夏之間緊張的局面，趙佶想通過這道诏書向金國、西夏以及剛剛滅掉日本的水泊梁山傳達以下幾個消息：
第一，大宋收複燕雲地區，僅僅是為完成一種曆史使命；
第二，除了收複燕雲地區外，大宋對其他地區沒有任何興趣；
第三，大宋希望從此以後與鄰國保持和平友好的關系。
趙佶的這番政治用意，在金國似乎并沒産生什麼反應，也沒有任何回應。
也許是因為金國上下全都很繁忙，沒有人注意到趙佶的這份诏書。
或者是有人看到了，但毫無深入解讀的興趣，因為此時金人對趙佶已經很不信任了。
西夏也沒有回應趙佶的這番政治用意——現在，西夏已經為金國馬首是瞻了。
同樣的，水泊梁山也沒有給趙佶回應——水泊梁山正在全力消化九州八郡，顧及不上趙佶一道小小的诏書。
對于三個鄰邦的反應，趙佶很失望，也很惶恐。
趙佶覺得他應該做點甚麼，以改變大宋目前不利的局面。
于是，趙佶對于宋國的高層做了一些調整。
趙佶提拔白時中擔任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郞即右相，提拔李邦彥擔任少宰兼中書侍郎即左相。
不久，趙佶又任命趙野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宇文粹中為尚書右丞、開封府尹蔡懋同知樞密院。
這些人，再加上領樞密院事的蔡攸，一起構成了宋國高層決策團。
白時中是壽州壽縣人，登進士第，曆任吏部侍郎、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等要職。
政和年間，他曾擔任過春官，負責編輯地方上奏的各種祥瑞。
他做事很認真，當無法用文字來描繪那些祥瑞時，他就用圖畫來表述。
他呈送的《政和瑞應記》以及《贊》，曾獲得蔡京好評，趙佶也很喜歡，後來他便以此平步青雲。
值此關鍵時刻，趙佶讓白時中這樣隻懂得獻媚的文人出任宰相，這隻能說明趙佶的用人之道的确存在着問題，這也就難怪北宋會滅亡了。
左相李邦彥，即所謂“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麼能扶大廈于将傾挽狂瀾于既倒的人物。
他長相很俊朗，文采很好，生長市井，應對便捷，善調笑谑罵，能踢蹴鞠，經常以街市俚語為詞曲，人争相傳唱，自号李浪子，他曾說自己要“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球，做盡天下官。
”
李邦彥見總領三省的太傅王黼雖然已經失寵，但還沒有去職，遂私下裡悄悄與蔡攸密謀，打算彈劾王黼。
王黼失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當政以後，宋國的情況每況日下，比如他推行的夫役錢搞的怨聲載道，不過最重要的原因卻是趙佶發現了王黼與梁師成居然是鄰居，而且兩家還有便門想通，換而言之，這一内一外兩個重臣相交太密切了，有瞞上欺下的嫌疑。
任何朝代，大臣與内侍相交結都是犯忌諱的，皇帝對此皆是相當敏感。
朝官不得交結宦官，宦官也不宜與朝官交結，這是宋代防範宦官專權的一條重要原則。
按照規定，兩者若相互往來，将受到懲處。
然而，宋徽宗時期，特别是宣和以來，宦官與朝官相交結，已經成為一種普遍風氣，士大夫幾乎無不奔走于宦官之門，已經相習成風，皆以附内侍為榮，但凡權勢顯赫的宦官，無不門庭若市，他們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隻不過以前心思全都在書畫和道家上的趙佶并沒有注意到這些事罷了。
趙佶對王黼很失望。
當初，趙佶力排衆議，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說對王黼是寄予了厚望。
趙佶給王黼的待遇也最高，不僅賜給他宅邸，還親自給他的宅邸命名為“得賢治定”，甚至又親自給他題寫了“載赓堂”、“膏露堂”、“寵光亭”、“十峰亭”、“老山亭”、“榮光齋”、“隐庵”等七塊碑額。
王黼與粱師成在趙佶面前很會表演。
王黼才智出衆，能言善辯，既善于攬權斂财，又善于巧言獻媚，逐步赢得了趙佶的信任。
而梁師成則是另一種風格，他愚讷謙卑，老實厚道，不能說不會道，但他善于察言觀色，處事老道，也深得趙佶的寵信。
近幾年來，王黼和梁師成在趙佶面前一唱一和，陽奉而陰違，趙佶覺得他二人把自己害慘了。
不久，年僅三十五歲的禦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他上疏彈劾王黼，連奏七章，列舉了王黼奸邪專橫、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巧取豪奪、驕奢淫逸等十五條罪狀，請求朝廷罷免王黼，并按律治罪。
王黼的政治嗅覺很靈敏，他感到形勢對自己越來越不利，于是在十一月初，他主動上章請求緻仕，他在奏章中說：“陛下用臣不為不盡，任臣不為不專。
緣臣薄祐，取戾陰陽，内積憂虞，外傷疲敝，扪心自悼，吊影生嗟，獲戾天人，莫之可逭。
倘許盡還印绶，退即裡居，脫身于風波洶湧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責，少緩颠隮，永言此恩，是為終惠。
”
趙佶很快便批準了王黼的請求，他在禦筆中寫道：“王黼陳乞緻仕，其應恩人數、朝谒禮數等，一切并依蔡京例施行，仍給節度使俸”。
這年，王黼四十五歲。
王黼是宣和二年十一月正式出任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即宰相職務的。
其實，早在宣和二年六月蔡京退休前，王黼就已經深得趙佶的信任，并開始掌控朝政大權。
王黼采取罷方田、毀辟雍與醫學算學、并會要和六典諸局等一系列減輕賦稅雜役和精簡政府機構的改革措施，赢得了當時人們的廣泛好評，人們覺得他很有魄力，都稱贊他為“賢相”。
後來，王黼設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以進貢趙佶為名，向各地官員攤派，要求進貢四方珍異之物，才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反感——這些東西，能到趙佶手中的也就是十分之一，其餘全都被他和粱師成瓜分。
随着權力地位的鞏固，王黼越來越專權霸道，恣兇稔惡，說一不二，對于與他看法不一緻的大臣，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迫害，中外畏之，無敢言者。
所以，王黼罷官的消息傳開後，天下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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