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淮南報捷使者抵達都下的時候，整個建康城早已經沉浸在一片歡欣鼓舞的海洋中，無論公卿、亦或寒庶，俱都歡慶穎口大捷。
建康城得知穎口大捷的消息要早得多，幾乎在穎口戰事剛剛有了一個初步結果，消息便已經沿着塗水飛流直下傳入都中，實在是因為民衆們對于淮南戰事的進展如何關注度實在太高。
一方面自然是因為作為淮南戰事的主持者，沈哲子本身在都内便盛譽加身，所受關注度極高。
而且淮南首當京畿正上，戰況如何将直接影響到江表建康的安危。
而且，時下南北各家多有資貨投入于彼，也不乏族人子弟直接加入淮南軍在淮上作戰。
戰争結果如何，不隻關系到社稷危亡、國運興衰，更與家業休戚相關。
所以自然有大量人時時刻刻都在關注着淮南的戰事，一旦有了什麼變數，即刻飛報回都中。
而沈哲子也的确不負時人的關注和期待，從羯奴大軍尚未正式南來，淮南便是捷報頻傳，包括偷襲城父得手的那一場大勝，都是大大振奮了江東人心。
台中對于沈哲子雖然不乏忿念，但是對于淮南軍的諸多戰果，也都樂得大肆宣傳。
羯奴窮盡國中甲士興兵南來，對于江東時局、人心所造成的壓力可謂極大。
除了這些心理上的壓迫之外，由于江北各鎮俱要大肆儲用以備軍需，因而也令得江東物價飙漲，直接影響到了民衆們的生活。
這其中尤以淮南為甚，明目張膽、變本加厲的汲取江東财貨資用，而南北人家也樂受其蠱惑，主動将大量資财往江北輸送，這更加劇了江東民用之匮。
情況最為惡劣的建康，物價已經飙升到了鬥米七百餘錢！
蘇峻作亂之後，沈哲子負責京畿赈災，大量難民遊食俱都入籍，同時又打擊了相當一批丹陽豪宗，兼之抑制南北人家蔭庇納丁，所以建康民戶丁口數量一時間攀至極盛。
而且又因為過往數年建康城濃厚的商貿氛圍，令得整個京畿周遭生産職能的發展都跟不上人口的暴增，大量民需物用都要仰于外補，所以受到戰争的影響便就更大。
在内外平定無事時，這樣的情況尚可維持。
可是随着大戰開始，建康民生狀況便變得岌岌可危，生民衣食用度俱有匮乏，一旦在江北再傳來大敗虧輸的消息，民心必将更加動蕩，局面也有崩潰之危。
面對這樣一個局面，台省諸公們這些日子也是過得提心吊膽，夙夜難眠。
心中雖然焦慮，但也隻能是幹着急，實際上卻做不了什麼。
他們也不能憑空變出錢糧來平抑物價，往年尚可從道義上去指摘那些囤積牟利的豪宗，可是現在錢糧都是明明白白有了去向。
當然也有台輔建策索性直接台令強行壓制物價，但這謀議一出口，幾乎就遭到了衆口一詞的否定。
首先，物用緊缺乃是一個事實，而非奸商虛造的假象，如果強行規定物價，那麼最有可能的局面就是建康市面上将會一粒米都不再有，原本尚可維持的局面将會即刻崩潰！
而且這個時節尚能拿出米糧售賣的，可想而知絕非尋常，很難用強去逼迫他們。
如果鬧得太僵，那是自亂陣腳。
其次，除了一紙虛令以外，台中也根本沒有别的有效手段去控制市場局面。
當然，手段還是有的，隻是他們難以插手幹涉，那就是少府所屬鼎倉。
之所以建康城内眼下民生尚未崩潰，雖然物資供應緊缺，但是市面上仍然沒有斷糧，這也是得益于鼎倉的調控把持。
眼下幾乎所有入都的資用，幾乎都是通過鼎倉的渠道。
通過對貨源、渠道、市場的多項把持，鼎倉職能之擴大，在如今都下内事上，幾乎超過了台内所有官署！
身為少府官長的沈恪，如今在台内甚至已經有一個“卿首”的戲稱。
從禮法而言，少府卿當然算不上九卿之首。
但從當下對時局的影響而言，沈恪有什麼頭疼腦熱，對時局的影響甚至要比王丞相重病不起還要大得多。
而沈恪的事權激增，看似驟然，但是細思之下其實也是有迹可循。
首先便是世風的漸變，江東遊賈商貿之風大熾，影響時人漸漸不再熱衷于囤積廣儲，而是商貿謀利。
鼎倉立足于建康這個龐大市場，伴随着商路的擴展也是将影響力深入到江東各個角落。
在尋常的年景，鼎倉隻是充當一個為交易保駕護航，給商戶提供便捷的倉儲中轉媒介。
可是随着戰事開始，市場需求大增，而掌握資貨的民家卻很難再将物資直接投放市場，作為連接這二者的鼎倉重要性便凸顯出來。
市場需要通過鼎倉才能獲得供應，而商戶需要通過鼎倉才能抵達市場。
鼎倉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當然擁有類似職能的還有吳中商盟，但商盟本身就兼具地域性和政治屬性，眼下更是成了淮南軍用主要提供者，因而其對市場的影響便不如鼎倉。
台中不是沒有動念收回鼎倉，但鼎倉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利益集合體，衆家之利歸于一署，而後利益該要怎麼分配，遲遲難有定論。
而且都内鼎倉雖然是一個實體，但其真正意義所在還是那蛛網密織的渠道，台中要如何完全接收入手，其難度之大不遜于将諸多地方郡國的事權收歸中樞，是一個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甚至就連都内這個實體，台中都很難接收入手，因為沈充來了！
沈充雖然不在建康，但是兩萬多東揚軍坐鎮京府，真要沖進建康來，也根本難以阻擋。
至于台中為什麼松口讓沈充前往京府坐鎮，說起來又是一筆皿淚賬。
年前台資直接被扣在餘杭拖延入都，台臣們俸給甚至都無以為繼。
及後雖然表态東揚撤州，動作卻拖拖拉拉，仍然是生在東南的一個毒瘤。
随着今年戰事轉為嚴峻，台臣們也擔心此人留在會稽會再故技重施給其子籌措資用，那樣一來，許多江東少有置業進項、全仰俸給的清貧台臣們怕是要一年到頭、舉家餐風飲露。
所以對他們而言，當務之急是讓沈充趕緊離開會稽，讓台資能夠順利抵都，至于離開的方式，并不在他們考慮範圍之内。
有了這些底層台臣的呼聲，加之不乏吳人煽風點火，台輔縱然還有遲疑，也實在不好罔顧衆願，加之眼下除了沈充以外，也實在沒有太好的人選可供選擇。
于是局面就一步步演變到了眼下這個情況，沈充離開會稽鎮所趕赴京府，而江夏公衛崇擔負着台輔衆望南下入郡。
衛崇在會稽到底做了什麼，好處暫時台中還沒有感受到。
但是沈充北上的害處，卻是已經擺在了眼前。
這些變化，本來都是能夠對時局造成深刻影響，會引起大量時人尤其是青徐人家反彈的變數。
結果因為奴兵壓境，即便是有許多忿聲激言，也根本難以引起共鳴。
錢糧不在手裡，用強又無兵可用，原本還可以發動輿論攻勢以炒熱吳人奮進對時局造成的危害，結果卻因為沈維周抵擋在最前線，非但不能诋毀其人，還要大肆渲染戰功以穩定時局人心。
台中那些執政諸公們心情之糾結，可想而知。
當然類似的困境，并不是沒有解決的方法。
羯奴大勢洶洶而來，其兵威之盛，乃是中興以來所未有，淮南戰事極有可能會出現相當惡劣的局面。
這并不是台輔們為了打擊政敵而幸求于敵人的歹念之想，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如今時局中任是誰都看得清楚，沈家是将家運都寄于淮南一戰，與之相同際遇的還有庾氏等許多僑姓門戶，以及自來便與沈氏同為進退的大量吳人。
所以淮南戰事一旦出現不利情況，為了自家家業而計，也為了保全衆多盟友的利益，沈充不可能坐視不理，極有可能要北上馳援救助兒子。
台輔們之所以松口同意沈充入鎮京府，除了順應衆多台臣呼聲之外，也是為了給後續沈充北上以提供方便。
一方面當然是以國務為計，另一方面也是在等待一個重新整頓江東時局秩序的機會。
沈氏父子俱都被牽制在北，江東雖然還有殘留布置，但要收拾起來難度自然要小得多。
至不濟，也能大大扭轉如今中樞内外俱失，隻能淪為搖旗呐喊的窘迫處境。
雖然設想不乏周全，但世事卻難盡如人意。
此前沈哲子在淮北多積小勝，台輔們雖然也幫忙在都下大肆宣揚，但純粹是為了穩定人心，其實心裡是有些不以為然，乃至于不乏憂慮或竊喜。
淮南軍新成軍鎮，但表現卻是如此活躍，來日極有可能會吸引奴軍主攻。
當城父之勝傳來時，京畿民衆已是沸騰一次，但台輔們對此卻不乏深憂，因于公心，并不覺得淮南軍能夠阻擋羯奴大軍的強攻。
果然及後不久，奴軍主力确定主攻方向，石虎親自統帥大軍兵壓淮南。
憂慮之餘，一些私心重的台輔已經開始設想沈充離鎮北上後，該要怎麼調整時局瓜分事權了。
當然在謀劃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也是不乏大義凜然，孺子不可重信，穩守固防尚憂不能，居然還敢主動撩撥以弱迎強。
敗退之局已定，江東正需要真正穩重賢能之士來主持局面！
摩拳擦掌正熱之際，穎口大捷傳來，滿腔公義拳拳之想俱付流水，一時間也真是不知該喜還是該憂，諸多糾結隻能凝結為一句話：“石季龍，诳世詐名之奴婢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