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認為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萬一西歐國家發展起來了，共産黨勢力減弱了，資本主義陣營的勢力也會随之增強，到時我們恐怕要面對更多的麻煩。
”莫洛托夫蹙着眉頭，對曼圖洛夫說道。

　　“在想辦法之前，我們首先還是得了解西歐國家現在的情況。
”曼圖洛夫繼續說道：“1944年德國戰敗後，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已經不再受德國法西斯的殘暴統治，但戰争對農業的破壞導緻法國、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糧食産量急劇下降，并且出現了大規模的饑荒。

　　這些國家不但沒有足夠的糧食生産，其政府财政儲備也在戰争期間消耗得一幹二淨，根本沒能力從國外進口足夠的糧食，以解決饑荒。

　　在政府無力解決饑荒問題的情況下，這些西歐國家隻能把希望寄托于美國的資金援助上，當他們得到美國的資金援助後，很有可能會先利用這筆錢從外國進口糧食，增加自己本國的糧食供應，解決饑荒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歐國家的糧食生産實際上也不足以供應他們所需的，所以他們的糧食供應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賴東歐資本主義國家（例如波蘭）出口的餘糧。

　　但現在，整個東歐和中歐都已經站在了我們這邊，在意識形态上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立。
就算我們的社會主義兄弟願意向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糧食，他們也不會從我們這裡進口，因為對他們而言，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那就是從美國進口糧食。
”

　　其實，除了西歐以外，希臘、德國、挪威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饑荒。
但因為這些國家得到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助的緣故，其饑荒規模很快就得到了控制，農業生産也開始恢複，全民溫飽的目标已經不再遙遠。

　　不過，荷蘭的情況就沒這麼好了，從1940年德軍占領荷蘭開始，荷蘭人民就一直處于食不果腹的狀态。

　　到了1944年，荷蘭更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饑荒（估計是因為盟軍的到來給荷蘭帶來了第二次戰争破壞），當時生活在荷蘭，未來會成為好萊塢著名影星的奧黛麗・赫本更要以郁金香球根為食物，并靠喝大量的水填飽肚子。
長期的營養不良促成她日後瘦削的身材（這就是她身材不夠豐滿的主要原因）。

　　即使荷蘭得到了同盟國的糧食援助，但這并不代表他們不用再受到饑荒的折磨，依然有為數不少的荷蘭人因為沒有得不到援助的緣故而繼續飽受饑荒之苦。

　　到了1946年年底，歐洲西北部由出現了罕見的寒冬，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等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糧食失收，這使得原本就已經處于食物短缺狀态的西歐諸國出現了更大規模的饑荒。

　　從1944到1947這三年裡，除了英國這個本土沒受到太大破壞的國家以外，其餘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饑荒，其中以荷蘭和比利時受災最為嚴重，就連法國也未能幸免。

　　相比之下，持續不到半年，受災人數比西歐少得多的東歐饑荒就顯得不太嚴重了，而到了1947年，蘇聯基本上實現全國溫飽的時候，法國、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還處于饑荒狀态中，直到美國向他們提供援助，讓他們有錢從美國購買糧食之後，食物短缺問題才漸漸解除。

　　當然，除了糧食以外，受到美國援助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還會拿這筆錢去購買一些工業生産設備和原材料用于發展自己本國的工業，而按照曼圖洛夫的“曆史經驗”，西歐國家所購買的工業設備和原材料絕大部分都是從美國進口的。

　　這就意味着，美國向歐洲提供的大筆資金援助實際上還是會回到美國人，特别是美國政府所代表的美國資産階級手裡，而西歐經濟發展起來後，也會逐漸成為美國的一大出口市場，為美國的企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銷路。

　　所以到了最終，馬歇爾計劃的最大得益者其實還是美國的資産階級，而美國政府最終不但沒有虧本（美國企業盈利多了，政府所得稅收自然也多了，最後這些多了的稅收當然也能彌補一下馬歇爾計劃的開支），反而還把勢力範圍擴展到歐洲大陸。

　　“那我們蘇聯該怎麼做呢？
要阻止美國向歐洲國家提供大筆援助的話，恐怕是不太可能的，無論我們怎麼做，美國人都是要把錢給出去的了，除了美國資産階級及代表他們利益的國會以外，誰也阻止不了。

　　既然這些援助怎樣都會送到西歐國家的手上，那西歐國家的經濟複蘇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而我們要做的，就是要降低美國援助計劃對于西歐共産黨勢力的影響，同時也要避免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因為想得到美國援助，而轉投西方陣營，或者接受一些偏離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條件。

　　要避免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樣的态度，那我們就也要搞一個類似的經濟援助計劃，幫助歐洲的社會主義兄弟度過經濟難關。

　　這樣不但可以增強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與我們蘇聯之間的關系，同時也能改善他們的經濟情況，提升他們國民的生活質量。
當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生活質量提升了，社會主義政權的支持度也會随之提升。

　　不過，單單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是不足夠的，我們還要做好宣傳和意識形态才能有效地提升人民對社會主義政權的滿意度。

　　相反，如果我們做不好意識形态工作，任由媒體散播負面言論的話，無論人民的生活條件有多好，隻要他們能夠接收這些負面言論，就會開始對政府感到不滿。

　　當然，這樣的情況很少會在我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裡發生，畢竟國家的宣傳機構和教育機構都掌握在黨的手上，所有的報導，所有言論都是要符合黨的路線才能被公開穿到民衆耳裡的。

　　但西歐國家的情況可不同，他們主張所謂的‘新聞自由’，對媒體和言論的控制力度并不大。
要最大程度地避免當地的共産黨勢力受到打擊，最好的辦法就是要從他們的媒體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