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風起于飄萍之末

　　崇祯十一年冬，鞑虜圍城，京畿戒嚴，入夜行人稀少。

　　順天府崇文門東面五百餘米，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楊嗣昌的府邸便坐落在此。

　　整個楊府坐北朝南，東西長87米，南北寬60米，占地面積5220多平方米。

　　庭院前的甬道分南北二門進出，北端進門設儀仗廳、接客廳。

　　甬道設五重門樓，全宅門額都嵌有石匾，匾額的枋檩柱頭雕刻着各種精巧圖案。

　　在門鬥的石階列一對抱鼓石，高三米，寬兩米，鼓座雕着雙獅戲球、雲龍、花卉。

　　門墩牆基刻有荷墀托、蓮裙座、竹節襯柱等精美圖案。

　　楊嗣昌在親兵的護衛下從兵部衙門回府，尚為脫下朝服，內府管家拿着拜帖，禀報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禦史陳新甲到訪。

　　“準備酒席，快快有請！
”

　　楊嗣昌消瘦的臉頰露出幾分凝重和不惑，但嘴裡卻沒有絲毫遲疑。

　　陳新甲和楊嗣昌相識于崇祯七年。

　　當時陳新甲為右佥都禦史，接替焦源清巡撫宣府。

　　因為軍備長期松弛，陳新甲上任後親自到邊防牆堡去視察，走過前人足迹沒到過的地方，全面掌握了兵馬傷亡、城堡倒塌及弓箭等兵器的損壞情況。

　　然後幾經上書向朝廷請求，對這些加以整頓，邊防因此有了保障。

　　楊嗣昌當時擔任總督，跟陳新甲一起共事，由此了解到他的才幹。

　　崇祯九年五月，陳新甲母親去世，他辭職回家守喪。

　　崇祯十一年九月，宣大總督盧象升父親去世，辭職回家守喪。

　　經楊嗣昌推薦，崇祯帝诏令陳新甲回京任職，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禦史，總督宣大，協禦清兵。

　　此次鞑虜入侵，天雄軍的五千兵馬便是由楊嗣昌上陳崇祯，最終劃歸陳新甲軍中。

　　可這正是楊嗣昌感到不能理解的地方，陳新甲作為宣大總督，此時應該在宣府才是，緣何未經招征私自離開駐地？

　　若被禦史言官知道并彈劾，按律當斬！

　　“文弱兄，可有清靜地方，有急事相商？
”

　　陳新甲身穿大明普通商賈直裰打扮，步履匆匆，才剛進大廳，不待楊嗣昌開口便隻顧說道。

　　卻是連基本禮儀也疏忽。

　　楊嗣昌心裡一沉，陳新甲很有才幹，曉習邊事，文臣武将都有幹過，算得上宦海沉浮多年，究竟什麼事情讓他如此驚慌失措？

　　“陳總督切莫自亂陣腳，請到書房一叙。
”

　　楊嗣昌動作優雅，雙手一攤，作了一個請的姿勢，自己在前頭帶路。

　　陳新甲老臉一紅，想說點什麼，終究長歎一聲，無言緊随楊嗣昌身後。

　　楊嗣昌書房很大，裝飾古色古香，頗符二品朝廷大員身份。

　　心腹仆從泡好茶，朝二人鞠躬行禮便轉身退出去，并把房門拉上。

　　“沒有其他人看見你吧！
”

　　楊嗣昌端起熱茶，輕輕吹拂幾下，慢條斯理朝陳新甲問道。

　　“進城都是坐在馬車，身邊也都是心腹之人，守備一路護送過來，料來無妨。

　　實在事急從權，稍有違制，也顧不得許多。
”

　　進了書房，陳新甲的心情反而平淡下來，喝了一口采自蘇杭的上好龍井，不疾不徐說道。

　　“非常之時，尚望陳總督莫讓政敵抓住把柄，以免遭遇不測。

　　老夫數月以來，大小事情不敢絲毫有錯，可那些禦史清流尚如蚊蟲般盯着你，若不是聖上庇護，早已辭官回家。
”

　　楊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後，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他本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

　　崇祯帝貶斥了彈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職帶冠視事，不久以叙功名義使其官複原職。

　　可以說，崇祯對楊嗣昌的眷顧始終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輔臣中堪稱獨一無二。

　　“唉，多事之秋，那班酸儒猶自假裝清高，黨争不已，難道真要大明滅亡了才甘心不成？

　　可惜今上不能乾坤獨斷，否則何至于此？

　　文弱兄的三條計策，均是平定朝廷内憂外患的良方，今上也非常贊同。

　　若有十年的生息休養，國内叛軍和鞑子又何足道哉？
”

　　陳新甲長歎一聲，語氣裡有些說不出的落寞。

　　他是大明以文制武積習下的文官統帥，有魄力，有才能，但終究難挽狂瀾。

　　陳新甲受到楊嗣昌的引用，他們的才能、理念、心術相似。

　　所以對于楊嗣昌的三計非常贊同并支持。

　　楊嗣昌的三條計策是：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後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

　　對于第一點，他認為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内憂更不能忽視，因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髒腑潰癰，精皿日就枯幹”，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緻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

　　對于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2萬，其中步兵74000人，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銀280萬兩，采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驿遞四個途徑。

　　第三點便是發展民生民計。

　　于是崇祯在他的建議下先後向民衆加派剿饷和練饷。

　　其實認真說起來，這三條計策都是好的。

　　無奈整個朝廷的局勢糜爛，人浮于事，黨争不斷，而崇祯又沒有魄力堅定執行。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時，大明王朝已陷入内憂外患的泥潭中。
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全。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楊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

　　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後，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

　　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筆劄，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湧，侃侃而談，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滞木讷之狀迥然不同。

　　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歎：“用卿恨晚！
”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

　　崇祯十一年三月，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盜”。

　　盡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祯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于任事，崇祯對他更加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