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晨為何如此關注裡見甫的事情呢？

　　這是因為，馮晨自從加入組織，接觸情報工作後，對在中國活動的日本人特别敏感，馮晨始終認為，做新聞的人同搞情報的人是永遠密不可分的。

　　在馮晨看來，中日全面戰争一觸即發，多深入了解一些，這些多年來活躍于中國大江南北的日本記者們，對掌握日本的戰略動向非常有用。

　　馮晨剛剛把茶水給尾崎秀實泡好，尾崎秀實上衛生間轉了回來。

　　尾崎秀實端起茶杯子，坐到床上喝了兩口，繼續開始給馮晨講着裡見甫的事情。

　　奉天的關東軍，給裡見甫在關東軍第4課裡，設了個辦公桌，讓裡見甫與另外三位同僚共同承擔起了軍中的宣傳工作。

　　而此前，裡見甫當記者時，完成的那份“中國社會世論形成方式”的研究報告，也獲得了軍部高層的首肯，由此他博得了日本軍方的信任。

　　裡見甫在關東軍第4課裡幹得非常賣力！

　　在此期間，他不但結識了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高級參謀闆垣征四郎等，衆多出身于日本舊知識分子的軍人。

　　此外他還結識了第4課課長松井太久郎、以及該課的少佐參謀臼田寬三、矢崎勘十、平田正判、池田純久等人，4課上尉參謀橫山、井八津次等人也時常光顧他的辦公室。

　　裡見甫一邊工作，一邊同這些軍人們侃侃而談，心情十分惬意。

　　當時，關東軍第4課的主要任務，就是親手創建滿州國通訊社，也就是國通。

　　三十年代初，“一國一社制”正成為引領世界通訊界的潮流，為此，日本陸軍省次長小矶國昭也提交了，改革日本通訊體制的議案。

　　可是，官方的聯合通訊社和民辦的電報通訊社卻認為：統一之舉為時尚早，切勿冒然行事；又因兩社在組織結構及辦社立場上意見相佐，故而緻使日本國内兩社統一受阻。

　　九一八事變後，日方決定首先統一滿州國的通訊體制。

　　為此，日本聯合通訊社的岩永裕吉建議，取滿州國的“國”字為頭、簡稱“國通”，這個建議，經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闆垣征四郎裁決後，開始籌建“國通社”。

　　一開始，這個“國通”社的社長，是準備讓高柳保太郎預備役中将擔任的。

　　這位高柳保太郎是何許人？

　　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亞出兵”時的日本派遣軍參謀長，日本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生。

　　這時，同裡見甫關系密切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想了想，認為：“幹嗎還要另外找人呢，裡見甫不挺好嗎”。

　　本莊繁知道，裡見甫有個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陣就得挪地方，他就把裡見甫找來問道：“我讓你負責國通社，你不會突然撂挑子走人吧？
”

　　“司令官安排的事情，我怎麼能撂挑子走人？
”

　　這次裡見甫居然很爽快地答應了，于是，本莊繁就定下來讓裡見甫來幹。

　　但是，裡見甫當時隻有36歲，按日本人的習慣，好像當社長太年輕了點，于是本莊繁就讓社長位置空缺着，由裡見甫擔任“國通”的“主幹事”，實際上行使的是社長的職權。

　　另外，時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的白鳥敏夫，曾經就滿洲國通社成立，與日本陸軍省軍務局中國班的班長鈴木貞一中佐進行了磋商。

　　在情報部長白鳥敏夫的授意下，該部的須磨彌吉郎書記官，奉命趕赴奉天，就滿洲國通社的設置、其他通訊社的合并等，同關東軍協商。

　　其實，當年在北平時期，裡見甫與須磨彌吉郎就是故友，所以在他們會面時，彼此毫無拘束，雙方坦誠地亮出了觀點，一拍即合。

　　其後，裡見甫向關東軍總部彙報了會談結果，為了順利合并其他通訊社，本莊繁司令官指示，由關東軍第4課重新拟定統一草案。

　　拟定出的新的統一草案，貫徹的仍是日本軍方的意志。

　　因為關東軍第4課的任務，就是親手創建并掌控‘國通’，所以隻按軍方的命令行事，根本不采納外界的任何意見。

　　也就是說，一旦該方案獲準後，全部交給關東軍去實施。

　　然而，要真正實施統一這個方案，阻力非常大，關鍵問題是.這個方案要獲得日本國内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的承認。

　　隻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統一方案也就無法實施。

　　雖說僅在滿州實行“一國一社制”，但日本國内的聯合與電通兩社是否贊成？
尤其是電通能否理解？
當時都存在着很大的懸念。

　　滿州事變爆發後，日本國内各個新聞社，均将重點集中到了滿州，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也都為此逐步擴大了各自的機構及人員。

　　果不其然，裡見甫制訂的草案，提交上去後，便産生了由誰來加以歸納、整理及最終定稿的一系列問題。

　　當時的日本陸軍省和外務省，忙于籌建滿洲國，都無暇顧及此事。
而關東軍司令部的第4課更是處于人手不足的緊張狀态。

　　突然有一天，主抓“一國一社制”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對裡見甫說：“你也來參加這項工作吧！
”

　　“臼田君，我一直是記者，讓我參加這項工作不好吧。
”裡見甫推脫着。

　　“裡見君，你雖然是記者，在我們看來，你同國内的兩大通訊社之間素無瓜葛，很适合公正地抓這項工作。
”臼田少佐堅持着自己的意見。

　　“臼田君既然這樣說，那我就勉為其難吧。
”裡見甫心裡想，草案既己提交了，還是順其自然吧。

　　在關東軍的支持下，滿洲“國通通訊社”的創立，竟順利得意乎尋常，與此同時，裡見甫也開始在新聞界中名聲鵲起。

　　不僅如此，日本國内的“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也借“國通通訊社”發展之機，展開了積極的合作。

　　在1935年，“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最終合并成了“同盟通訊社”。

　　從根本上來說，滿洲的“國通”隻是一個地方通訊社，國際上沒人承認“滿洲國”，按說“國通”不應該有什麼大的國際影響。

　　但是，早在1933年5月“國通”和路透社簽訂了一個合作協定，一下子讓“國通”成了有國際知名度的通訊社。

　　裡見甫創立“國通”之舉，更加深了日本軍方對他的賞識。

　　日本軍方開始把一些隐蔽的特殊任務交給他處理，例如滿州國成立伊始，軍方讓他搞的哈爾濱大觀園的宣撫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馬占山的便衣隊、民黨的CC團、朝鮮人的鴉片販賣者等，都混居在大觀園内，使得那裡的治安極度惡化，簡直變成了反滿抗日活動的根據地。

　　在關東軍司令部第4課的指示下，裡見甫攜同軍方，開始對哈爾濱大觀園這條娛樂街展開了宣撫工作。

　　裡見甫不僅親自坐鎮“大觀園”，而且還充當了整個行動的總指揮。

　　盡管此次宣撫工作，最終并未取得輝煌成就，但裡見甫的指揮才能卻受到了軍方的高度評價，這也為後來軍方重用他奠定了基礎。

　　此外“國通”成立後，裡見甫先請大矢信彥擔當了該社的首任總編局長，當“國通”走入正軌後，他又把該職位轉給了松方三郎。

　　裡見甫本人，轉移到了天津，并在天津創辦起了華文報紙《庸報》。

　　其實《庸報》也是受控于關東軍第4課，是一份面向中國讀者的刊物，其目的是為了對抗上海的《大公報》，裡見甫在《庸報》上用的筆名為李嗚。

　　也就是在天津期間，裡見甫結識了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