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點整，在幸福弄堂23号公寓内。

　　二樓一個不大的房間中，馮晨、楊尋真、趙守義、王峰，四個人全到齊了，趙守義給每個人倒了杯茶水後，這才在馮晨的身邊坐下，四個人圍坐在一張方桌子跟前。

　　“今天我們這個黨小組開個會議，大家以前相互都認識，我就不必再做介紹了，唯一要介紹的一點是，現在，楊尋真同志的化名叫蘇靜，我在忠義救國軍裡的化名叫蘇明光。
”

　　馮晨先來了一個開場白，把自己和楊尋真的另外一個身份，也給大家通報了。

　　“今天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今後我們這個黨小組該如何開展工作，大家都要談談自己的看法。
”

　　馮晨講完，偏過頭看了看趙守義，趙守義明白，這是馮晨想讓自己先發言。

　　“我發個言，剛才馮晨同志講了，我們這個組今後該如何開展工作，我認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間的關系，我們今後的工作當然是以抗日為主。
”趙守義談了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抗日為主沒錯，但我們也想要考慮同國民黨特務之間的鬥争，雖然國共合作了，但我們必須要有我們的獨立性。
”王鋒接過趙守義的話說道。

　　“我很贊成王鋒的觀點！
”楊尋真附和着。

　　“說到這裡，我給馮晨同志提個意見，說的不對的地方，大家批評，自去年淞滬會戰以來，我們這個黨小組很少開展過活動，馮晨同志全力在為軍統局做事，我認為這很不正常，我們以後要改變這種狀态。
”

　　趙守義突然批評起馮晨來。

　　“趙守義同志，前段時間，我們這個黨小組很少開展活動是有原因的，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國共合作，上級指示我們要做好深度潛伏，再說了，沒有上級組織的命令，我們要私自開展活動的話，那就是違反紀律。
”

　　王鋒體會得到在軍統局潛伏難處，替馮晨辯解着。

　　“王鋒同志，趙老師批評的很對，我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總之，我們這個黨小組是一個整體，我們四位同志之間，要相互幫助，相互提醒，團結一緻，隻有這樣，我們這個黨小組在上海灘這個地方，更好地完成上級黨組織交給我們的任務。
”

　　馮晨認為，有趙守義的敲打提醒，才不至于是大家在燈紅酒綠中，喪失了黨性。

　　接下來，馮晨又給大家通報了，7月7日，軍統準備在上海發動暴動的計劃，以及延安對此次暴動的指示。

　　最後，馮晨安排趙守義，到學校裡，私下聯系外圍人員，在暴動那天，組織大家走上街頭，散發抗日傳單。

　　王鋒同志，在保護好自己的前提下，積極配合軍統上海區趙理君的行動。

　　楊尋真繼續在幸福弄堂23号公寓内破譯密碼，為行動提供情報支持。

　　小組會上，還決定了，趙守義搬進幸福弄堂23号居住，拉菲德路上的德仁書店，作為墨魚情報組的地下交通站。

　　黨小組會議整整開了兩個多小時。

　　散會後，馮晨回到了愛多亞路上的中彙銀行大樓，因為每晚10點鐘，有一次同軍統局總部的定時聯絡，馮晨想看看戴笠是否有新的命令。

　　馮晨剛剛在三樓的辦公室坐下，方曉曼果然拿着一疊電文過來了。

　　“組長，總部批準了我們的暴動方案，指示我們，一定要把動靜鬧大，越大越好。
”方曉曼彙報說。

　　“沒有其他指示了？
”馮晨問道。

　　“有，戴長官指示你，明天親自去一趟福開森路上的唐公館，去拜見一下唐紹儀。
”方曉曼回答道。

　　“讓我拜見唐紹儀？
戴長官這是玩的哪一出？
”馮晨一臉疑問。

　　“呵呵，組長，你自己看看電報就知道了。
”方曉曼微微笑了笑，把手中的一份電文遞給了馮晨。

　　馮晨接過電文看了看，内容是這樣的：

　　“海蛇，近聞，閑居于上海法租界的唐紹儀，最近與日方接觸密切，特命你明日，攜帶厚禮，以私人名義前去唐公館拜訪，一是動員唐紹儀離滬赴香港定居，二是暗中查明，唐紹儀是否與日方真有勾結。
”

　　電報的落款墜着戴笠的大名“戴雨農”三個字。

　　看來這個命令是戴笠私自決定的，總部給馮晨的情報組下達命令，很少落款寫上戴笠的大名，除非是重大事情，或者純粹是私自行為。

　　對于唐紹儀這個人，馮晨還是比較了解，屬于民國元老，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馮晨的父親馮文軒同唐紹儀的交情也相當不錯。

　　唐紹儀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唐家灣鎮，在六兄弟中排行第四，父親唐永大在上海經營茶葉貿易。

　　唐紹儀從小就在上海讀書，也曾就讀于香港皇仁書院，在他12歲時被清政府公費派至美國留學，屬于第三批留**童，後來肄業于哥倫比亞大學。

　　1881年，唐紹儀從美國留學回國後，被派到天津水師洋務學堂繼續讀書，1882年，唐紹儀以德國人穆麟德的随員名義，前往朝鮮協助處理海關事務。

　　在1884年的朝鮮甲申政變中，唐紹儀臨危不懼，持槍堅守穆麟德宅，給也在朝鮮的袁世凱深刻印象，并使兩人成為莫逆之交。

　　第二年，唐紹儀被任命為清政府駐朝鮮總領事，直到他因父親去世而回國。

　　1899年5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時，帶唐紹儀一同前往赴任。

　　當袁世凱被任命為山東巡撫後，唐紹儀以道員身份前往，幫忙處理外交。

　　在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後，他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而唐紹儀在這段期間的表現，被他的同僚門，以及袁世凱所稱贊。

　　1904年，英國攻打西藏，西藏向清政府求救，清政府派唐紹儀赴印度與英國談判、簽定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期間唐紹儀運用外交手段，使得英國始終無法得到西藏。

　　1907年，唐紹儀出任首任奉天巡撫，負責處理東北地區的外交。

　　1908年10月，唐紹儀從上海經日本到達美國，後從美國到歐洲，1909年7月回到北京，此行，他作為清政府特使秘密訪問美國，推動中德美聯盟和裁厘加稅事，雖然獲得美國總統的接見，但始終未取得進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唐紹儀在“南北議和”事件中擔任清政府代表，與南方民軍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議和，

　　在議會中唐紹儀以“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做出讓步。

　　1912年3月13日，唐紹儀被袁世凱任命為中華民國國務總理。

　　唐紹儀出任總理之初，本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占據多數。

　　唐紹儀勤于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袁世凱習性大權獨攬，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内閣制，事事處處遵規約法，甚為不滿，在用人、财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屬權等問題上，兩人的裂痕加深。

　　唐紹儀拒絕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趙秉鈞竟以辭職相威脅。

　　在籌款方面，唐紹儀反對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的監督中國财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财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

　　1912年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并抛開總理附屬權，公布另行任命。

　　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3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