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峽地區毗鄰吐蕃、羌、彜等少數民族聚居區。
這些少數民族部落肉食乳飲，日常消費需要大量茶葉，因而蜀茶是邊地貿易的重要物資，特别是賣給當時的吐蕃人，利潤極高。
趙光義施行新茶法後，表面沒有對茶葉進行專賣（蔡京上台後才把茶葉弄成國有化的，一個敢把“封椿庫”的錢都拜掉的子孫，動茶葉的手腳其實顯得順理成章了，隻有這樣才能與他花錢如流水的藝術敗家子形象相符，其實徽宗剛上位那會并不這樣，經略吐蕃，開疆擴土，弄得有聲有色，幾代皇帝沒辦到的，他都辦到了，這是何等的争氣，這當然也與河湟地區唃羅厮吐蕃政權的瓦解有一定關系，至于後來為什麼會那樣，有人說是受了蔡京的影響，蔡京的字寫的非常好，他就是因為這一點才被宋徽宗看重的，俗話說‘文人相輕’，在這位官家面前恰恰是相反的；有人說應了赴太祖滅南塘李煜後塵的谶語，李煜和宋徽宗一樣都是大才子；有人說這與他是藝術家很感性的性格相符，至于到底是什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這裡我們不妨說一個明朝萬曆皇帝與張居正之間與宋徽宗極為相似的例子，張居正在的那幾年，萬曆其實挺勤勉的，後來張居正死後被對手潑污水，倒查清算，查出張居正背後那麼一破鑼事：給自己的兩個日子漏題，更是貪腐了不少的銀錢等等，詳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上面寫的很深刻，很值得一看的一部好書。
萬曆後期基本慌于朝政，和他的上一屆喜歡帶兵打仗的正德是截然不同的，萬曆皇帝被宦官當權和蔡京把持宋朝廷幾十年宋徽宗隻知道狎妓玩藝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許是因為某種信仰的轟然倒塌吧，至于是什麼原因影響了宋徽宗前後如此大的差異，現在是不可能知道了），卻強行将蜀茶限制在蜀地内，在通往邊境的要道上設置關卡，以軍隊把守，完全堵住了民間以茶獲利的孔道。
茶農售賣無門，隻能将茶葉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官府，再由官府出面與少數民族部落交易，茶利盡數落入了朝廷的腰包。
而百姓私自販茶一旦被查獲，就要處以流放，甚至殺頭的重刑。
蜀地的井鹽也出産量特别大，太祖這麼做，無疑于砍去了蜀人的兩隻胳膊，也隻剩下鼻孔苟延殘喘的活着了。
川蜀成都平原一帶地狹民稠，百姓“耕稼不足以給”，多兼營紡織、采茶等副業。
太宗陸續采取“博買務”、新茶法等新舉措，大規模地與民争利，等于完全斷絕了這些人的生活來源，黎民貧困不堪，全然不能自存。
一邊是當權者毫無節制的強取豪奪，另一邊，壓在蜀地百姓頭上的賦稅徭役等負擔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因“博買務”等加設機構而數倍增加，情況愈發惡化。
太宗淳化年間，由于賦斂急迫，百姓失業，困頓無路，“于其心有所不可得忍，然後聚而為盜賊，散而為大亂”，民間起義不斷。
到淳化四年（993年）春季，川峽天災頻仍，餓殍載道，民不聊生，終于爆發了大衛立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茶農武裝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
起義軍領袖王小波以“均貧富”的口号作為号召，又利用後蜀國主孟昶在蜀地的影響力（孟昶在當政期間造的鐵錢質量非常好，很受成都市井小民的歡迎，一入宋，粗濫制出的鐵錢大大貶值，可想而知，成都的升鬥小民更喜歡孟昶這個皇帝），公然宣稱内弟李順即是孟氏遺腹子（陸遊的《老學庵筆記》是這麼說的，我覺得其實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無非是想煽動這些老百姓，和陳勝吳廣魚肚裡藏書是一個意思。
這次起義猛烈地掃蕩了四川地區的世族豪強勢力，掃除了生産力發展的障礙。
經過這次急風暴雨的沖擊，四川地區世族地主或轉死于溝壑，或暴骨于郊野，或被鎮壓，或被驅逐．或成為農民的階下囚。
起義軍殺掉大批貪官污吏和世族豪強，使他們在許多城市裡的住宅與收藏财産的“地窖”悉被蕩平。
“害物贖貨輩，皆為白刃铄，瓦礫積台榭，荊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殘餘勢力受到了有力的打擊與清除。
其實他們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攻下劍門川這個進入成都的門戶，讓宋朝的援軍很輕易的由劍門關再次進入了成都平原，可能也有安于現狀的因素在裡面，就像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攻下江甯建立天朝，從金碧輝煌隻有他一個男人的天王宮一直到最後服毒自殺去求天主來降罪給圍攻天京的曾國荃及手底下的這些清妖就隻出宮過一次，好像是給東王楊秀清過壽還是封官什麼的，十多年出一次宮是什麼概念？
萬曆，宋徽宗和他比簡直是小兒科，可見那些小資産階級一旦當權了，其實都一個德行，甚至比那些荒淫的皇帝來得更過分，李順這段時間是個什麼樣子，其實可以從洪秀全身上不難看出同樣的端倪。
當然乞丐出生的朱元璋是個例外，他手底下的那些猛人太多了，比如徐達，常遇春，劉伯溫，常茂，後來建立明朝有25位公爵，79位侯爵，再怎麼說他也是帶着明教來打天下的，此明教非金大俠比下的明教，而是摩尼教，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方臘的衣缽，曆史其實很有意思的，金國被成吉思汗的元朝滅了，元朝被明朝的朱元璋滅了，明朝後來又被後金的努爾哈赤滅了，曆史就這麼一直的在循環，可見出來混總有一天要還的），由此赢取了大量民心，義軍勢力一度橫掃川蜀全境。
不久，王小波在與衛軍對抗中戰死，妻弟李順繼續率部與官兵鏖戰，并一舉攻克川蜀政治經濟中心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權。
太宗趙光義以心腹宦官王繼恩為帥，調集大軍鎮壓。
雖最終平定蜀地，但“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趙光義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诏》，先是将責任推給了蜀地官員，道：“朕委任不當，燭理不明，緻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
”又稱“自今而後，永鑒前弊，改弦更張”，終于放棄了對蜀地财富“剃頭式”的劫掠。
（太宗皇帝不喜歡四川人，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四川人被北方人稱為“川藞子”，也即說四川人粗野放誕，不遵禮法，是一些好亂易動的奸惡刁民，當然也不排除某些險惡的用心，畢竟諸葛亮就是從那裡出來的，哪天那裡在冒出這麼個猛人，宋朝的天下焉有存呼。
太祖剛剛統一四川就發生後蜀降兵大起義；太宗末年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真宗初年又發生震動一時的王均兵變，短短30年間變亂頻生，使得當權者對四川頗為反感。
北宋朝中的輿論大肆宣傳四川乃亂民叢生的危險地帶。
仁宗年間的詩人張俞曾描述外人對蜀中民風的看法，簡言之就是“奸訛易動”。
梁周翰就對四川的地理、經濟、民風等進行了一番易于作亂的宣解：“夫九州之險，聚于庸蜀，為天下甲也。
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
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龐雜而禮義蠹。
”這樣，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構為邊緣之地：這裡地形險要，人心險惡，根本不能與中原上國的淳樸民風相比。
被權力中心邊緣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長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壓迫。
把四川描繪成奸民險地的梁周翰，到蜀地為官後對蜀民大搞嚴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後，仍理直氣壯。
餘靖代表朝廷拟寫的給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彥博的制書，居然要他到蜀地後“勿貪寬厚之名”，這就是公然鼓勵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
為對付所謂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後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論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趕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遠不能回家鄉。
王安石曾說：“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号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蜀，流離颠頓，有以故死者。
”可見，蜀地被塑造成一個危亂之地後，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習慣性。
更有甚者，天聖年間，益州知州程琳，因為對四川祭神集會的風俗心存偏見，而制造了一件皿腥冤案，當時“蜀民歲為社，祠灌口神”，程氏卻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當做是“置官屬吏卒，聚衆作亂”，而“捕其首斬之，配其社人于内地”。
宋代以科舉取士構建官僚集團，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為書香之地，在科舉上優勢突顯，成績斐然。
這引起身居權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為維護既得利益，從政治上加以打壓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
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诏書知會禦史台要求審查全國官員的籍貫，嚴禁南方人在本道擔任知州、通判以及轉運使等官職。
宋代前期的執政集團一貫看不起南方人，他們編造了一個太祖曾定下不準南人為相的祖宗舊制，到真宗朝，名相寇準（陝西渭南人）和王旦（山東莘縣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對南人蔑視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後，寇準仍稱南方人為下國人。
在明神宗年間的變法與不變法之争中，福建新進士人借參與變法大量湧入權力中心，呂惠卿(泉州)、章惇(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繼成為變法派的骨幹，而反變法勢力雖然一度失勢于權力中心，但他們憑借把持政治話語權的地位，極力塑造福建人是反複無常的小人的輿論，“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為在政治上反複無常的小人的代名詞，由邵伯溫建構起來的王安石晚年在家裡寫此三字以洩憤的故事被同道廣為傳布，幾至家喻戶曉，竟使得“中州人每為閩人所窘”，便“目為福建子”以洩憤。
此後，福建士大夫一旦被當權者貼上“福建子”的标簽，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終結。
宋徽宗時甚至出現“移鄉福建子”的新綽号，四川人任伯雨曾彈劾山東密州人趙挺之“觀望險詐，号為移鄉福建子”。
“福建子”的輿論在當時已深入人心，連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閩人權貴面前表現出對福建人的不屑。
福建人呂惠卿知延州（今陝西延安）時曾将孫女許以一新科進士，該進士竟跑到開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辦理悔婚，并對蔡說退婚的原因隻是“不喜與福建子相交”。
盡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閩人邊緣化并未能阻止閩人進入政治權力中心，但是在意識形态的宣傳上他們幾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傳》的北宋部分就幾乎成了福建人的專版，《奸臣傳》總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
這似乎證明了“福建子”的确不該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寇準除了讨厭福建人，也讨厭江西人，他支持楊億打壓江西新餘人王欽若。
在寇準的默許下，楊億與他的同事們編了一場戲捉弄王欽若。
演戲的舞台在辦公室，劇情是：一人扮作王欽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親，撲在他身上号啕大哭。
王欽若知道後氣得發瘋，咬牙切齒地說要進行報複。
有一次，寇準主持科考，江西的蕭貫高居榜首，寇準以他出身“江南下國”為由，硬是把他的狀元拿掉，将山東平度的蔡齊推為第一，還逢人便講：“又為中原奪得了一個狀元。
”江西臨川人晏殊是個神童，深得宋真宗趙恒的賞識，14歲那年，皇帝要賜他為進士出身，寇準表示反對，理由是他為南方江西人。
皇帝不滿，反駁說：“朝廷選拔人，唯才是舉，如今四海一家，怎能講北方人還是南方人！
唐朝的張九齡不也是南方人嗎？
”
宋真宗時期，南方人中有吏能和才幹的、能夠對北人構成威脅的人，從人身到人格都被北方人妖魔化。
王欽若和同為南方人的陳彭年（江西南城人）、丁謂（江蘇蘇州人）、林特（福建順昌人）、劉承珪（江蘇淮安人）走得比較近，被寇準、王旦他們合稱為“五鬼”。
王欽若因為外貌被嘲笑為“瘿相”，丁謂被嗤為猴形斜眼，劉承珪為宦官，被貶損得更低。
陳彭年還被稱為九尾野狐，江西德安縣人夏竦被視為“奸邪”。
其實探訪史實，這些人并非都像這些不堪的稱号所描述得那麼不堪，相反，他們全都是非常具有吏能和才學的，在理财能力、文化涵養和學術造詣方面達到很高的水平。
這些稱号污蔑的成分很大，這是北宋政壇南人先行者所付出的代價。
可見宋代的妖魔化地域歧視，是當權者或者當政者不作為，帶着一廂情願的有色眼睛甚至是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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