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年代以來，随着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産生，我國的民族資産階級也逐漸形成和壯大。
1894年至1895年間爆發的甲午戰争中，清海陸軍一敗塗地，最後被迫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洋務派30餘年的“富強夢”被擊得粉碎。
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救亡圖存的呼号在社會上影響甚大。
與此同時，資産階級革命派也以一系列活動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盡管在當時還顯得勢單力薄。

　　1894年，甲午戰争爆發，日本侵略者猖狂進攻，清朝軍隊節節敗退，中國被瓜分的危機迫在眉睫。
這使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進一步認清了清朝統治者的反動和腐朽，認識到必須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才可能挽救民族滅亡的命運。
孫中山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1894年冬，孫中山在檀香山聯合華僑人士20餘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資産階級革命小團體興中會，并立即籌募經費，準備回國發動起義。
1895年春，孫中山回到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并在會員入會誓詞中提出了“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革命綱領，決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
經過半年準備，興中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因消息走漏最後失敗。
孫中山被迫流亡國外。

　　這一時期，興中會的革命活動主要局限于海外和廣東一隅，尚未在國内進行廣泛的革命宣傳鼓動，在廣大群衆中還未産生什麼大的影響，更未波及政治生活。
但是随着維新變法的失敗、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人們反清情緒日增，革命的思想逐步取代改良主義而成為時代的主流。
1900年10月，革命黨人發動惠州起義，雖仍以失敗告終，卻博得了許多人的同情，同5年前廣州起義時，被視為亂臣賊子已有天壤之别。

　　1901年以後，伴随着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生的新政舉措，中國出現了一個不同于舊式文人的新式知識分子群。
這批人大多曾接受過西方教育，服膺資産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不少人創辦了政治性刊物，大力抨擊清政府喪權辱國、昏庸腐敗的行徑，宣傳民主革命思想。
如章炳麟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著《革命軍》一書，陳天華著《警世鐘》和《猛回頭》等作品。
與此同時，國内也出現了許多革命小團體。
1903年，留日學生秦毓鎏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黃興組織了華興會。
1904年，湖北革命黨人劉敬安、張難先在武昌設立科學補習所，暗中從事革命活動。
同年10月，浙江留日學生陶成章、龔寶铨聯合江浙一帶革命知識分子在上海成立光複會，并在東京設立分會。
此外，江西、安徽、江蘇、四川、福建等省也先後成立了一些革命小團體，為同盟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1905年，孫中山感到各革命團體分頭活動力量分散，不能适應革命的需要，于是倡議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成立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以便領導全國的民主革命運動。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以“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舉孫中山為總理，設總部于東京，國内和海外共設9個支部。
1905年10月，同盟會創辦機關刊物《民報》，将16字革命綱領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
同盟會的成立，推動了革命形勢的向前發展，促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

　　同盟會成立後，一面派人回國發展革命組織，發動武裝起義，一面廣泛宣傳革命，同改良思想進行鬥争。
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與改良派以各自的報紙《民報》和《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展開了激烈的大論戰。
雙方主要圍繞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三個問題展開論戰。
通過論戰，革命黨人傳播了革命主張，從而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為即将到來的辛亥革命作了輿論準備。

　　革命黨人又在國内發動一系列的武裝鬥争。
1906年，爆發了萍浏醴起義。
1907年5月至8月，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6次武裝起義。
1907年，光複會領導人徐錫麟、秋瑾在皖浙發動起義。
1908年，熊成基在安徽發動起義。
1910年2月，革命黨人在廣州發動起義。
1911年4月27日，黃興在廣州組織了著名的“黃花崗起義”。
在同盟會領導和影響下的連續不斷的武裝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同盟會力量受到了挫傷，但振奮了人心，促進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從甲午慘敗起，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腐朽的清政府展開了屢仆屢起、英勇壯烈的鬥争，終于推翻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推動着中國社會一步步演進。
革命黨人用自己的鮮皿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