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割據是唐後期政治上的最嚴重的問題。
溯其淵源，與唐朝兵制的改革有關。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以前實行府兵制，當時軍府多在關内、中原地帶，“内重外輕”。
開元後期，府兵制瓦解，實施募兵制，節度使長期專兵，朝廷直接掌握的軍隊銳減，成為“外重内輕”之勢。
安史之亂後，國力大衰的唐朝無力消解歸降的安史餘部，便授以節度使稱号，以為籠絡之計。
藩鎮割據首先起于安史降将。
同時，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的許多節度使權力加重，各自為政，不聽中央調遣。
藩鎮割據日漸形成，統一的唐朝被肢解，四分五裂，戰禍疊起。

　　唐朝的藩鎮大小與作用各不相同，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其中為害最甚的是河北三鎮，即李寶臣占據的成德鎮、田承嗣占據的魏博鎮、李懷仙占據的盧龍鎮。
三人皆為安史舊部，歸降唐朝後演變成獨霸一方的軍閥。
除河北三鎮外，還有相衛鎮、鎮冀鎮、淄青鎮、宣武鎮、淮西鎮等。
這些割據一方的藩鎮，自置文武将吏，賦稅不入朝廷，節度使一職，或父子相傳，或由兵将擁立，俨如獨立王國，時而叛唐，時而聯合，不受中央節制。
甚至在長安附近的同、華二州節度使周智光，也敢抗拒唐朝中央，并且大言道：“此去長安百八十裡，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
至于挾天子、令諸侯，唯周智光能之。
”可見藩鎮的嚣張跋扈已達極點。
唐朝廷雖弱，仍然和藩鎮割據勢力作了一系列鬥争，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四鎮之亂”。
德宗時期，李惟嶽擅承李寶臣節度使之職，李納擅承李正己節度使之職，唐朝廷對這兩起子承父職的行為不予認可。
于是山南東道梁崇義、淄青李納、魏博田悅、成德李惟嶽四鎮聯合反唐，演成四鎮之亂。
梁崇義、李惟嶽在與唐軍作戰時敗死。
之後，盧龍節度使朱滔自稱冀王，成德節度使王武俊稱趙王，魏博節度使田悅稱魏王，淄青節度使李納稱齊王，四鎮以朱滔為盟主，又聯合抗唐，這次叛亂稱為“四王之亂”。
由于唐軍讨伐無功，唐德宗隻好下令，去掉四鎮王号，名義上歸唐，事實上仍由他們各據一方。
第二次是“奉天之難”。
783年農曆正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唐，在河北諸鎮支持下自稱楚帝。
唐德宗發兵進讨，泾原節度使姚令言奉诏率泾原兵東下勤王，路經長安時，當地不僅未給賞賜，反倒犒以粝食，激起泾原兵變。
軍隊攻入長安城，德宗倉皇出逃至奉天，此即“奉天之難”。
兵變軍隊擁立原盧龍節度使朱眦為帝，國号秦，後改為漢。
唐德宗在各地勤王軍隊協助下，曆時近一年才收複長安，消滅了朱眦。
第三次是唐憲宗實行削藩政策，取得短期效果。
814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
817年，憲宗任命宰相裴度統率全軍，進讨淮西。
唐将李恕雪夜率9000士兵突襲蔡州，生俘吳元濟。
這是唐中央政府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對藩鎮的勝利。
此後，淄青、盧龍、成德等鎮相繼歸順中央，唐朝恢複了表面上的統一。
為了鞏固來之不易的勝利，并防止藩鎮勢力的擴大，宰相李吉甫在一年多時間裡，調換了36個節度使，是唐朝廷抑制藩鎮勢力的一個強有力措施。
然而，這一局面僅維持了三年，820年，憲宗被宦官謀殺後，河北三鎮又相繼反叛，藩鎮割據再次擡頭，一直延續到唐亡。

　　藩鎮割據對唐朝社會政治經濟危害極大，順宗時的永貞革新，其目的之一便是削弱藩鎮，然而僅昙花一現。
日益走向衰敗的唐王朝已無力回天，藩鎮割據勢力依然跋扈嚣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