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是宋代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改革。
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着北方和西北邊疆。
慶曆三年（1043年），範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谏官。
宋仁宗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緻太平”。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财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
但是，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專制帝王當然不能答應。
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
範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
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
可是，範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
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

　　新政綱領名為《答手诏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
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隻以資曆為準。
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為。
範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抑僥幸，即限制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徑。
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
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纨绔子弟又不幹正事，隻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
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财政開支考慮，應該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
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内容，把原來進士科隻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隻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擇長官。
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範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察和财政區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均公田。
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
範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
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
這樣，便可以督責他們廉潔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産事業。
範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并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修武備，即整治軍備。
範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招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
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于農。
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
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
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
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号令。
範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随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讨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删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
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經常變更了。

　　減徭役。
範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将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将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幹的雜役，可派低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将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
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後，立即呈送給宋仁宗。
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诏令形式頒發全國。
于是，北宋曆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範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範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慶曆三年（1043年）底，範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
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
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範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
”範仲淹聽了，用筆點着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範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屍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
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贊揚新政，人們圍觀着改革诏令交口稱贊。

　　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
他們誣蔑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面前散布範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
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竦是個詭計多端的家夥，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曆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抨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丢了。
他惱羞成怒，蓄意報複。
于是他讓家裡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寫得與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僞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裡說要廢掉仁宗。
夏竦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
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
到慶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于完全退縮，他下诏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将他貶至鄧州，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
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的慶曆新政終于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