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長勝堡。

　　孫一躺在葦索編成的吊床裡，右腳打着石膏，誇張地架得老高。

　　昨晚一落地孫一就感覺右腳受了傷，估計是軟組織損傷。
可是随後趕來的一條龍和楊日天堅決不同意，認為是傷了筋骨。
俗話說的好，傷筋動骨一百天，不由分說就給孫一纏上了石膏繃帶。
要不是孫一見機得快，連襪子都得裹在石膏裡。

　　現在孫一成了“重傷員”，得有人專門伺候，内疚的琪琪格一大早跑來寸步不離。
孫一同她講了一百遍，右腳是落地受傷的，和她沒關系，小姑娘就是不相信。

　　孫一手裡舉着羊皮紙，問琪琪格：“丫頭，這麼說那天除了你，你們部落不少人都看見我駕着降落傘從頭頂飛過？
”

　　琪琪格坐在在孫一身邊，正在給孫一洗襪子，回答道；“對啊，你從天這邊拽着雲彩一直飛到了天那邊。
我以為是一隻大神鳥，一哥，你看我畫的象嗎？
”

　　琪琪格的畫充滿了畢加索的抽象派風格，孫一點評：“腦袋太大了，把我畫醜了！
”

　　孫一一直認為到明朝以後見到的第一個人是狗蛋，沒想到實際上是琪琪格。
從琪琪格部落到楊日天的樹林子營地，至少有二十公裡，這段距離自己是怎麼飛過來的？
老天爺把自己扔回明朝到底想怎樣？

　　琪琪格擡起頭，“一哥，我也想飛，你能教我嗎？
”

　　孫一打量打量琪琪格的身子骨，“丫頭，我的降落傘是有最低體重要求的，像你這樣的身體，上了天一股風就把你吹跑了。
”

　　琪琪格堅持：“我可以背一口袋沙子飛天，就不會被風吹跑了。
”

　　“那也不行！
想玩我的傘必須有一百次安全降落的經驗。
”

　　“一哥，你看我馬騎得那麼好，就算成有一百次經驗吧？
”

　　“不行不行，兩回事，安全第一，你看我的腳，你願意你的腳也被石膏裹成粽子嗎？
”

　　琪琪格歪着頭想象一下，自己和一哥一人裹一隻大腳，看上去蠻配的，說道：“我願意。
”

　　孫一被打敗了。

　　和這個年紀的小姑娘是講不通道理的。
原來琪琪格迷戀自己歌唱的好，現在又加上飛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擺脫她。

　　孫一敷衍道：“等你教會通訊兵寫蒙文吧，我教你一點飛行基礎。
”

　　“哎！
”琪琪格高興地把一隻襪子晾在吊床上，跑去當老師了。

　　孫一歎口氣，從左腳脫下另一隻襪子，自己慢慢洗。

　　急性挫傷，講究四個字，“rest”，“ice”，“compression”和“elevation”，合起來就是“RICE”，大米飯。
翻譯成中文就是休息、冰敷、加壓和擡高。

　　休息就是最好的治療。

　　院子裡的通訊兵和孤兒，人手一塊石膏石闆，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師。
他們會打蒙文旗語，卻不會寫。

　　賈道士心驚肉跳地滴溜溜轉，嘴裡念叨着，“你們要敬字！
敬字！
可不敢在石闆上寫字！
”

　　孫一白他一眼，大聲說道，“賈道士你緊張什麼！
他們寫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
”

　　賈道士回答：“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為上。
”

　　孫一索性把賈道士叫過來，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
一來省得賈道士添亂，二來這幾天孫一嘗試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遇到了不少問題，真的需要一位本時空的人幫助。

　　第一個問題就是中文特有的聲調，後世流行的四聲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孫一所熟悉的後世普通話，同明朝陝西話之間存在簡單的聲調對應關系。
比如

　　普通話發陰平（一聲調）的，陝西話都念輕聲；

　　普通話發陽平（二聲調）的，陝西話仍讀陽平；

　　普通話發上聲（三聲調）的，陝西話發去聲；

　　普通話發去聲（四聲調）的，陝西話發陰平；

　　普通話的媽、麻、馬、罵，在陝西話裡讀成嗎、麻、罵，媽。

　　陝西話因為沒有上聲（三聲調），發音不需要拐彎，所以講起來格外生冷犟倔。

　　孫一因為發現了這個規律，很快就學會了用陝西話同明朝人無障礙交流。

　　孫一發現，類似的規律，也存在于山西話和明朝官話。
但是陝西話、山西話和明朝官話之間的聲調又不相同。

　　有意思的是，孫一用陝西話、山西話或者明朝官話讀古代詩詞，有種陰陽頓挫的感覺，用普通話讀就聽上去不倫不類。

　　賈道士一針見皿的指出，力德爾爺的家鄉話——“普通話”，失去了詩詞中的平仄對應！

　　平指平直，仄指曲折。
用孫一能理解的話說，平聲就是後世的一聲調和二聲調，仄聲就是其餘的聲調，除了三聲調、四聲調還有一種後世已經消失的入聲。
入聲在孫一聽來，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結尾的音。
比如後世的“越南”一詞的英文“Vietnam”，第一個音“Viet”中的t音，象被吃掉了一樣。
入聲在山西話中大量存在。

　　平聲讀起來輕緩，仄聲讀起來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頓挫感，古代的詩詞歌賦甚至人名，對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絕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韻）

　　明朝的官話和方言，無論聲調變化，平仄都是不變的，而後世的普通話在轉音的過程中失去了平仄對應，所以讀起詩詞來很别扭。

　　孫一用普通話背誦了一首後世知名的《沁園春——雪》，請賈道士點評。
賈道士評道：“沒有一句通順！
沁園春乃雙調一百十四字，前阕四平韻，後阕五平韻，一韻到底，起手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爺且聽我這阙沁園春：”

　　“孤館燈青，野店雞号，旅枕夢殘。
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
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
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
似二陸初來俱少年。
有筆頭千字，兇中萬卷，緻君堯舜，此事何難。
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
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
”

　　賈道士搖頭晃腦用陝西話背誦一遍，換成明朝官話又背一遍。

　　最後不忘總結：“爺你聽聽，無論是方言和官話，都有平仄的韻味！
”

　　賈道士的明朝官話，孫一聽起來同後世的南京話很象。

　　後世的官話是以北京話為基礎，孫一不由地問道：“現在的北京，講的是你說的官話嗎？
”

　　賈道士回答：“成祖建都北京，從南京遷了四十萬居民，比北京土著還多，如今的京師講的當然是官話。
”

　　孫一信服了，怪不得後世有人說普通話是“滿清”化的語言，并不适合中文。

　　賈道士建議，如果注音調的話，不要拘泥于方言細節，大可隻表明平仄即可，孫一給賈道士點了一個贊！
聲調問題一下子變簡單了，不注明的就是平聲，在原音上加個點就是仄聲。

　　第二個問題，就是蒙語的字母太少，清濁輔音不分，啊呃不分。
比如蒙語中塔達特德的拼寫都是一樣的。

　　由于蒙語有自己獨特的發音規律，隻要熟悉蒙文就不會念錯，但是這種清濁不分推廣到漢語就一定會出錯。

　　還有，蒙文沒有f，v等輔音。

　　這就要求孫一對現有的字母予以擴展，難點是字母寫法的制定，要同現有蒙語保持一緻。
比如，新創的字母T，D就必須同蒙語的相應字母類似，這樣即使不識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讀出來也不緻于錯得太離譜。

　　孫一充分調動了賈道士的積極性，忽悠他這是和倉颉造字同樣偉大的功績。
賈道士興奮地滿臉通紅，在孫一漢語拼音、國際音标的系統指導下，賈道士信心滿滿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最後，就是把新制定的拼音方案放在實踐中不斷規範。

　　琪琪格課間休息的時候，孫一和賈道士向大家介紹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來了興趣，用蒙文畢竟隻能拼寫蒙語，連自己的漢語名字都拼不出來。

　　這給了孫一立刻檢驗狼山拼音的機會。
他發現，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點。
口語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現象。

　　比如後世著名的陝西話“安紅，我愛你”，在實際的發音中，安、我、愛三個字都要加後鼻音，成為“ngan-紅，nge-ngai-你”。

　　還有許多稀奇古怪的發音，比如陝西話的褲子，隻發一個音“fer”，聽起來和後世普通話的“粉兒”的第四聲差不多。
陝西話的“襖”，前面加後鼻音，後面加兒話音，讀作“nger”。
陝西話的睡覺蓋的“被子”，發音類似英語的“bill”，是以L結尾的。

　　同樣古怪的還有山西話。
山西話經常加一個“哥”的音在單字前面，比如“地方”說成“圪瘩”，蹲下說成“圪蹴”，雖然可以硬寫成兩個字，實際口語中的感覺其實是一個字，拼寫為“gda“和“gju”更合适。
更離譜的是，山西話居然還有吸氣的音。

　　孫一敗下陣來。

　　他讓賈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語好的通訊兵，組成一個小組以夷制夷，由這個小組裁決特殊發音的拼音。
孫一把這個小組的作用說得極高大上，解決漢字自古沒有記錄發音的創舉啦，解決百姓不識字的大問題啦，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啦……

　　小組成員被孫一忽悠地雄心萬丈，要求力德爾爺立刻馬上把代碼訂下來。

　　這個倒不難。
孫一在制定通訊體系時，采用的就是分層設計。
孫一把新擴展的輔音字母規定成數字，分散到70，80，90三個組；又規定60開頭的元音組的最後一個數字69代表平仄，當一個元音後出現一個69就表示這個音是仄聲。

　　通訊兵寫蒙語有些吃力，用旗語表達這些代碼很輕松。
通訊兵們開始自己試着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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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與情節無關，不感興趣的讀者可跳過）

　　北京話與普通話

　　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但北京話是怎麼形成的？
它又是如何影響到全國的？
明清皇帝上朝時說北京話嗎？

　　其實，真正北京話的曆史并不長。

　　中國國土廣闊，各地均有方言，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産生了“雅言”，不同時代的“雅言”均不一樣，特别是晉代、宋代兩次衣冠南渡，變化尤多，但原則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區方言為标準，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陽讀書音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場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隻是與本地方言有所結合，形成了大都話。
朱元璋滅元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話漸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較多，故北京民間方言以河北口音為主，而官方則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話。
到朱棣遷都北京，江淮官話等也對北京方言産生了一定影響。

　　清入關後，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滿洲話，漢臣必須學習滿語，但民間則出現了旗下話、土話、官話三者雜糅的趨勢，北京話正是這三者結合的産物，北京話音調高，即受東北話影響，此外很多方言來自東北土話。
清代北京話分文讀、白讀兩種，文讀是舊的标準音，讀書人多用，但到了清後期，基本失傳，隻剩下了白讀。

　　清中期，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滿語仍是國語，但不再充當官話。
1728年，雍正設“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話，規定讀書人聽不懂北京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
雖然推廣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慶時，“正音書館”紛紛關閉。

　　1902年，張之洞、張百熙上疏提倡全國使用統一語言，1909年清政府資政院開會，正式提出把“官話”正名為“國語”。
民國時，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為國語标準音，但未獲批準。
解放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最終确定了北京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