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裡的通訊兵和孤兒，人手一塊石膏石闆，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師。
他們會打蒙文旗語，卻不會寫。

　　賈道士圍着通訊兵直轉悠，嘴裡念叨着，“你們要敬字！
可不敢在石闆上寫字！
”

　　孫一白他一眼，大聲說道，“賈道士你緊張什麼！
他們寫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
你過來，我有事找你。
”

　　賈道士長出一口氣，“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就好。
”，說罷一溜煙離開通訊兵。

　　自從電生磁毀了賈道士的三觀，他一直都在懷疑自己以前信奉的那些聖人語錄是不是真的有道理。
就拿眼前的通訊兵用石闆練字來說，在石闆上寫字肯定是不敬。
可是不用石闆難道鐵木營供得起紙嗎？
供不起紙難道就不讓通訊兵和孩子們識字嗎？
宋時歐陽修小時家裡窮置辦不起筆墨，歐陽修就用蘆杆在沙地練字，是不敬嗎？
古人題書牆壁，是不敬嗎？
孔聖人相傳少時在他兄長的肚子上寫字，是不敬嗎？

　　自己見到有人不敬字，如果自己不開口阻攔，便是自己的罪過。
如今自己已然勸阻過，力德爾爺又說寫的乃是番字，賈道士樂得解脫。

　　孫一把賈道士叫過來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
一是省得賈道士添亂，二是這幾天孫一嘗試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遇到了不少問題，真的需要一位本時空的人幫助。

　　第一個問題就是中文特有的聲調，後世流行的四聲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以陝西話為例。
孫一所熟悉的後世普通話，同明朝陝西話之間存在簡單的聲調對應關系。
比如

　　普通話發陰平（一聲調）的，陝西話都念輕聲；

　　普通話發陽平（二聲調）的，陝西話仍讀陽平；

　　普通話發上聲（三聲調）的，陝西話發去聲；

　　普通話發去聲（四聲調）的，陝西話發陰平；

　　普通話的媽、麻、馬、罵，在陝西話裡讀成嗎、麻、罵，媽。

　　但是陝西話本身沒有上聲（三聲調），所以聽起來格外生硬。

　　類似的轉聲調規律也存在于山西話，但是山西話還大量存在一種後世已經消失的入聲調。
入聲在孫一聽來，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結尾的音。
比如後世的“越南”一詞的英文“Vietnam”，第一個音“Viet”中的t音，就象被吃掉了一樣。

　　鐵木營裡的明朝人除了說陝西話和山西話，有時他們之間還會說一種即象河南話又象南京話的“官話”。
官話不僅存在入聲，還存在一種尖尖的團音。

　　因為發現了這些規律，孫一很快就學會了用陝西話同明朝人無障礙交流，但是對于四聲調注音的方法孫一就更沒有信心。

　　有意思的是，孫一還發現無論用陝西話、山西話讀古代詩詞，都有一種強烈的抑揚頓挫的感覺，用普通話讀就不倫不類。

　　孫一便用普通話朗讀了幾首唐宋詩詞，請賈道士點評發音。

　　賈道士一針見皿的指出，力德爾爺的家鄉話――“普通話”，不僅有地方的發音造成不押韻，還徹底失去了詩詞中的平仄對應！

　　押韻孫一明白。

　　平仄用通俗的話說，平聲就是後世的一聲調和二聲調，仄聲就是其餘的聲調。
平聲讀起來輕緩，仄聲讀起來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頓挫感，古代的詩詞歌賦甚至人名，對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絕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賈道士搖頭晃腦把孫一的唐宋詩詞用陝西話背誦一遍，換成明朝官話又背一遍。
最後總結：“爺你聽聽，無論是方言和官話，都有平仄的韻味！
”

　　孫一信服了，怪不得後世有人說普通話是“滿清”化的語言，并不适合中文。

　　賈道士建議，如果注音調的話，不要拘泥于方言細節，大可隻表明平仄即可。
孫一給賈道士點了一個贊，聲調問題一下子變簡單了，不注明的就是平聲，在原音上加個點就是仄聲。

　　第二個問題，就是蒙語的字母太少，清濁輔音不分，“啊呃”不分。
比如蒙語中“塔達特德”的拼寫都是一樣的。

　　由于蒙語有自己獨特的發音規律，隻要熟悉蒙文就不會念錯，但是這種清濁不分推廣到漢語就一定會出錯。

　　這就要求孫一對現有的字母予以擴展，難點是字母寫法的制定，要求同現有蒙語保持一緻。
這樣即使不識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讀出來也不緻于錯得離譜。

　　孫一充分調動了賈道士的積極性，忽悠他這是和倉颉造字同樣偉大的功績。
賈道士興奮地滿臉通紅，在孫一漢語拼音、國際音标的系統知識指導下，賈道士信心滿滿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琪琪格課間休息的時候，孫一和賈道士向大家介紹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來了興趣，用蒙文畢竟隻能拼寫蒙語，連自己的漢語名字都拼不出來。

　　這給了孫一檢驗狼山拼音的機會。
他立刻發現，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點。
口語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現象。

　　比如大量的陝西話是以後鼻音開始的。
陝西話的睡覺蓋的“被子”，發音類似英語的“bill”，居然是以L結尾的。

　　山西話經常加一個“哥”的音在單字前面，比如“地方”說成“圪瘩”，蹲下說成“圪蹴”，雖然可以硬寫成兩個字，實際口語中的感覺其實是一個字。
更離譜的是，山西話居然還有吸氣的音。

　　孫一敗下陣來。

　　他讓賈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語好的通訊兵，組成一個小組以夷制夷，由這個小組裁決特殊發音的拼音。

　　小組成員被孫一忽悠地雄心萬丈，要求力德爾爺立刻馬上把新拼音的代碼訂下來。

　　這個倒不難。
孫一在制定通訊體系時，采用的就是分層設計。
孫一把新擴展的輔音字母規定成數字，分散到70，80，90三個組；又規定60開頭的元音組的最後一個數字69代表平仄，當一個元音後出現一個69就表示這個音是仄聲。

　　旗語從1到9的表示方法通訊兵早已爛熟，他們立刻開始試着用旗語拼讀各種漢語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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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與情節無關，不感興趣的讀者可跳過）

　　明清官話

　　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北京話是怎麼形成的？
明清皇帝上朝時說北京話嗎？

　　其實，真正北京話的曆史并不長，普通話的曆史則更短。

　　中國國土廣闊，各地均有方言，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産生了“雅言”，不同時代的“雅言”均不一樣，特别是晉代、宋代兩次衣冠南渡，變化尤多，但原則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區方言為标準，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陽讀書音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場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隻是與本地方言有所結合，形成了大都話。
朱元璋滅元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話漸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較多，故北京民間方言以河北口音為主，而官方則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話。
到朱棣遷都北京，江淮官話對北京方言産生了一定影響。

　　明朝傳教士利瑪窦在給歐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國十五省都使用同樣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語言不通。
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我們可以稱它為宮廷和法庭的語言，因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場。
”

　　他還在回憶錄中說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中是不說的。
學會了官話，可以在各省使用，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

　　清入關後，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滿洲話，漢臣必須學習滿語，但民間則出現了旗下話、土話、官話三者雜糅的趨勢，北京話正是這三者結合的産物，北京話音調高，即受東北話影響，此外很多方言來自東北土話。

　　清中期，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
1728年，雍正設“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話，規定讀書人聽不懂北京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
雖然推廣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慶時，“正音書館”紛紛關閉。

　　北京話在入聲消失後又派入了現代四個聲調，造成了平仄混亂，嚴重影響對古典文學作品的理解。
以北京話為母語的人，若想寫傳統詩詞将十分辛苦。
所以形成了一個格局：北京口語音和北京讀書音。

　　一直到民國初年，老北京讀書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語音讀書，而是采用北京讀書音。
其特點在于，所有的入聲字都讀成短促的去聲，韻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話。

　　現代北京話還保留了一些讀書音痕迹。
北京話的部分多音字，如“剝”皮――“剝”削，“擇”菜――選“擇”，家“雀”――孔“雀”，後一個讀音正是源于文讀。

　　隻會北京口語音并不能獲得讀書人的認同。
著名學者傅斯年在北京學了一口京片子，卻被家人指責在說“老媽子的話”。
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趙元任幼時雖然家裡口頭說北京話，讀書卻要求用常州話。
一次，趙家請的北方先生教把入聲字“毓”讀成了去聲，趙父大驚失色，旋即将其辭退。

　　清末民初确立的老國音，就是北京讀書音基礎上的修改版本。

　　民國時，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為國語标準音，未獲批準。
最終由各省代表投票，确定了《國音常用字彙》，即成國語。

　　解放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确定了“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的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