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争的事件。
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锢士人終身而得名。
前後共發生過兩次。
黨锢之禍以宦官誅殺士大夫一黨幾盡而結束，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并認為黨锢之禍傷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選拔官吏的大權，他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門路。
當時，民間有這麼一種說法：當選才學優秀的卻沒有文化，當選品德高尚的竟不供養父母，當選清貧純潔的反比污泥穢濁，當選勇猛有帥才的竟膽小如鼠。
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下，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東漢王朝瀕臨危境，一些有識之士深為憂慮。
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前途同樣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政局提出尖銳的批評，對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官紳則加以表揚，士人階層逐漸形成“清議”之風――太學生及名士們通過清議表達他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熱情。

　　在反宦官專權的鬥争中，一批不畏強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懲治不法的宦官權貴，李膺、陳蕃、王暢等“黨人”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他們評議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範圍的政治團體。
宦官和他的徒黨無論在宮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
桓帝初年，司隸校尉李膺親自帶人到大宦官張讓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惡極的張朔抓獲，繩之以法。
李膺等正直官吏對宦官勢力的打擊，遭遇宦官集團的瘋狂反撲，官僚士大夫、太學生與宦官集團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終釀成“黨锢之禍”。

　　第一次黨锢之禍發生在公元166年，有個名叫張成的方術士，與宦官往來密切，甚至連漢桓帝也曾經召他去講學。
據說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兒子殺人。
李膺得知後，立即派人将他的兒子抓捕歸案。
這時，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應該将罪人釋放，可是張成平素結交宦官，作惡多端，李膺便不顧赦令，毅然将他的兒子處死，遭到宦官集團的誣陷，并進行瘋狂報複。
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為黨人，下獄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脫的人亦受到通緝。
這種伎倆遭到了許多正義官僚的斥責和抵制。
太尉陳蕃極力反對迫害黨人，他拒絕審理李膺等人，堅決不在判處李膺的公文上簽字，因而被罷免。
與此同時，大将軍窦武雖是桓帝的嶽父，但反對迫害黨人，并以辭職相威脅，李膺等人也在獄中展開積極的鬥争。
宦官雖然政治上有很大權力，但社會地位極低，精神上更是渾感自卑。
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獲得士人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
因此，當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親眷時，宦官們害怕受到牽連，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從中出面勸說，桓帝被迫赦免黨人，但規定禁锢終身，不許再做官。

　　第一次黨锢之禍後，黨人的聲望在全國空前高漲，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托到黨人身上，并且以和黨人結交為榮。
像窦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的樣子來接近黨人。

　　雖然黨人的名單還沒有被官府登記在案，而全國各地卻給黨人貫以各種稱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友”等。
這些人互相激勵，反抗宦官的呼聲再度高漲。
公元168年，桓帝死，靈帝即位。
窦太後臨朝，窦武掌朝政，窦武與陳蕃、李膺等人合謀，欲除宦官之禍，不幸事洩。
宦官殺窦武、陳蕃，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
宦官侯覽在山陽郡的家屬倚仗權勢，橫行鄉裡，殘害百姓。
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便向朝廷告發，要求處置侯覽。
侯覽則指使人告發張儉等結黨營私，并且無限上綱上線，擴大打擊面。
靈帝依靠宦官，再次大興黨獄，李膺、杜密、範滂等一百多人慘死在獄中，禁锢六七百人。
黨人五服内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張儉巧妙地躲過了宦官的追捕。
這就是第二次黨锢之禍，這次黨锢對士人的打擊是慘重的，内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占據了。

　　黨锢之禍延續了近二十年，直到黃巾起義爆發。
當時宦官們害怕黃巾起義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願做内應，有些則召還做地方官的子弟和黨徒，準備退讓。
漢靈帝很孤獨，質問宦官們：“你們都說黨人該殺該禁锢，但關鍵時刻還是這些黨人為國家出力，而你們卻和黃巾軍通情，其實該殺的是你們。
”于是，漢靈帝下诏解除黨锢。
但是，黨锢之禍使東漢社會損失了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緻使朝政腐敗，社會毫無生機和活力。
黨锢之禍宣告了東漢社會已經病入膏肓。
飽受宦官高壓的士族階級因此又得了勢，借鎮壓黃巾起義的機會，紛紛組織武裝，等待割據稱雄時代的到來。